李玮毫不犹豫地说道，
“以儒家的礼法名教做为大汉的道德伦理标淮，以道家的无为而治做为大汉的国策。”
“自孝武皇帝以来，外儒内法一直是大汉遵循的治国理念，但现在我们在废墟上重建社稷，我们迫切需要一统天下，迫切需要恢复国力。我们现在唯一能借鉴的历史就是本朝立国之初的文景之治，也就是在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实施的无为而治，它在短短时间内，便让废墟恢复了生机，让大汉恢复了国力。”
“光武皇帝也中兴了社稷，不过从今天来看，光武皇帝的中兴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标。自光武皇帝后，即使在最鼎盛的时期，大汉的国力也没有超过文景之治时期，更没有超过孝武皇帝时期。我们回头看看历史，不难发现光武皇帝在国策上既承继了先朝，也吸收了王莽新朝中有益于改良先朝弊端的很多改制之策，但因为种种原因，光武皇帝和王莽一样，不得不向今文经学低头和妥协，不得不把先朝的很多弊端继续继承下来。”
“四百年过去了，先辈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巨大的宝藏，我们应该从这座宝藏中挖出珍宝，而不应该守着宝藏一事无成。‘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就是我们的两面镜子，我们要以史为鉴，吸取先人成功和失败的教训，让大汉走上一条繁荣富强，长治久安的正确道路。”
“外儒内法改为外儒内道？”张燕想了片刻，继续问道，
“具体办法呢？”
“本朝立国之初，高祖、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没有选择正统儒学作为官学，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儒学的治国理念不适合当时的形势。当时皇权尚未巩固，军功阶层、外戚和郡国王还有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崇道黜儒，正是为了让皇帝垂拱无为，不去干预郡国事务，以使其既得利益不受皇权侵害。”
“也就是说，道家黄老之学最终遭到孝武皇帝废黜的原因是皇权和相权的制衡，孝武皇帝需要绝对权力，需要皇权至上，需要集权，但正统儒学同样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董仲舒大师的新儒学应时而生。”
“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皇权和相权的制衡，而道家黄老学说正好合适，同时道家黄老之学又融合了法家的治国理念，它的治国之策更优越于法家，这就是我们把治国理念由‘外儒内法’改为‘外儒内道’的原因。”
“然而，道家黄老之学遭到废黜的年代太久了，儒学已经深入大汉的骨髓，我们只能借助正统儒学来援道入儒，并逐渐实现外儒内道的治国理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