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二年春正月，为了笼络东南，永历帝在定国的建议下，遣使册封延平郡王郑成功为招讨大将军，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其部将王秀奇为祥符伯、马信为建威伯，另封原鲁王政权兵部右侍郎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由于目前云、贵、川各级文武官员中，大多都是秦藩旧部，各处汛守当初也皆由孙可望所设，若想要出兵抗清就必须先行稳固内部。然而此事牵涉太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势必会削弱永历政权的稳定。
这些人在多年治理地方或是行军作战中都表现出了不错的才干，积累了丰富经验，一时半会儿间根本找不到那么多人替换。可如果不加撤换，随着孙可望降清，这些人又都是潜在的威胁，一旦清军来犯，保不准他们会不会在孙可望的劝说下临阵哗变。
在两难的抉择下，定国决定采用折中的办法，并没有展开大面积整顿，只是将部分与孙可望较为亲近的十几名文武官员给控制了起来，并将各营诸将按照军功大小重新配属部队，打乱了原先的指挥系统，又将原秦藩旧部称为“新军”，自己旧部称为“旧军”，予以分别对待。
定国此举尽管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但却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将注意力过多放在了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上，更是犯了临阵易将的兵家大忌，严重削弱了前线的指挥部署，引起原秦藩旧部的严重不满。
当初文秀在贵州时，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他积极收拢那些溃散的原秦藩兵将，从中挑选出三万精锐，加以改编训练，用以防守前线各处隘口。正是由于文秀的豁达大度，尽管孙可望叛逃，但最终跟随他降清的不过只有五百余人，且没有一个重要将领。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原秦藩将士还是忠于大明的，本不应当心存畛域，区别对待。可定国却在处理这件事上矫枉过正，缺乏广阔的胸怀，从而导致原秦藩诸将士心灰意冷，士气更是跌落至谷底。
此时的滇都城春意盎然，似乎已经完全恢复了往日里的太平景象。待至元宵佳节，全城内外张灯结彩，花炮声声，仿佛使人感受到了冬去春来的温暖。可任凭是谁也不会想到，这居然会是永历帝在滇都度过的最后一个新春佳节，也是他此生度过的最后一段安稳岁月。
就在举城欢庆的时候，却有郎官金简、光禄少卿高绩联名上疏弹劾定国。
疏曰：“今内难虽除，外忧方大，伺我者顿刃以待两虎之毙，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积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于兵事，何泄泄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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