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和清廉、贪腐的问题上分析了一下问题，其实就是在政治中普遍存在的边际效应。
管理和放任都存在边际收益，够乱的时候管制有收益，
管制太严的时候放任有收益，很有意思的一个动态平衡。
用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章的话说就是宽而有制，简而有节。
景泰年间，大明朝堂的六部明公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说屁话，追求绝对清廉，肯定是作为吏部尚书的最高追求，但是那完全实现不了，王翱没有起高调的讲不切实际的屁话，而是从实际角度出发，去探讨贪腐问题。
王翱环视了一周后，才开口说道：“其实当下讨论的南北两雍监生之事，大抵和治贪之事一样，最开始治学极严，而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发现放任一些，可以短暂掩盖问题，而后遇事就放任，最终导致了今天之局面。”
“臣以为于少保所言极佳，陛下。”
王翱说的其实就是形成路径依赖的后遗症，他有没有反对商辂的说辞？他没有针对商辂的任何一言一词，只是单纯的陈述自己的观点，但是字字句句都在反对商辂的说辞。
王翱的意思很明确，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清算正统年间的旧账，而是宽纵过头了要矫正，不能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
如果是正统年间遗留问题，为何在陛下登基之后、改元之后没有收手？
既然不肯收手，怎么能怪朝廷无情？
皇帝都换了一个，做事依旧我行我素，臣工的恭顺之心何在？既然毫无恭顺之心，何来皇帝暴戾？
商辂所言求情，即便是在千年来的君君臣臣、封建礼教的框架下，也是讲不通的。
朱祁玉不住的点头，王翱这番话可谓是滴水不漏，即反驳了观点，将问题的性质点明，又没有开罪翰林、监生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合体。
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合，和当初的大汉朝的京畿县，因为武宣二帝，迁了太多的豪户，这些京畿县后来的治理，极为困难，而汉宣帝的酷吏、京兆尹赵广汉，是治理京师豪户的能手。
王翱毫无疑问就是朱祁玉手下的酷吏之一，练纲、左鼎就是王翱的左膀右臂。
“臣未闻朝廷有如此苛责，恐寒了天下士林寒心，不如等明年科举之后，再行流放？”商辂转换了个思路，改变不了问题性质，就立刻改变策略。
从斩立决变为斩监候，只要能拖一点时间，就可以想很多办法了，比如李代桃僵，比如张冠李戴。
新任的礼部尚书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