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跟之前的是一个系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知道了。”
“我需要更多的人。布控不能停。”
“预算的事，我再跟上面说说。”
电话挂了。
科斯季耶夫知道“再说说”是什么意思。他放下电话，把新案卷放进档案柜，然后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
1985年的秋天，专案组的处境比前一年更困难。
布控的便衣警察从十几个火车站缩减到了四个。科斯季耶夫手下的侦查员只剩下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兼职的，大部分时间在忙别的案子。
但这一年秋天，专案组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吵。
起因是科斯托耶夫，那个从莫斯科调来的侦查员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应该把案件信息向铁路沿线的所有派出所通报，包括凶手的体貌特征和作案手法，让每一个在火车站执勤的民警都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样的人。
科斯季耶夫同意这个想法。但专案组里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是内务局的一名副处长，他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他的理由是：如果信息扩散得太广，万一被记者知道了，或者被老百姓知道了，会引起恐慌。
而且，他说，凶手如果知道警方在重点排查什么样的人，他会改变手法，更难抓。
科斯托耶夫听了这话，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放。
“我们已经输了七年了，”他说，“不扩散信息，我们接着输。扩散信息，至少让所有人都知道该看什么。恐慌总比死人强。”
副处长脸色不太好看，但也不好再反对。
于是科斯季耶夫最后拍了板。信息简报印了出来，发给了一百多个相关单位和个人。简报上写了凶手的特征：男性，四十五到五十岁，有稳定工作，经常出差，穿深色外套，戴眼镜，走路时右脚或右腿可能有轻微的不便。简报上还写了作案地点集中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受害者多为独行的年轻女性和儿童。
这份简报在便衣警察中间传阅了一遍。有些人在火车站蹲了两年，第一次看到关于案子的完整信息。
1985年11月，苏联总检察院终于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科斯季耶夫是后来才知道会议详情的。他只知道，总检察院的高层听取了罗斯托夫方面的汇报，讨论了案件情况，并对下一步侦查工作做了部署。会议结束后，一份内部通报下发到了罗斯托夫州检察院。
通报说，总检察院决定将森林地带案件列为重点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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