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如何，军营的生活没有抚平他早年的心理创伤，那些积压多年的压抑，只是被强行压抑，并没有真正消解。
一九八六年一月，李春在服完兵役，重新回到华城郡的家乡。
他进入了离家四公里开外的一家电器厂做工，白天按时上下班，混迹在村镇的人群之中。
街坊邻里见到的，依旧是那个话不多、待人客气的青年，没有人能够预料，他平静的皮囊之下，毁灭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
八十年代的韩国乡村，针对女性的骚扰、猥亵案件，报案率极低。很多受害者出于羞耻、畏惧流言，选择隐忍；少数鼓起勇气报警的案件，也常常因为缺少物证、没有目击证人，很难锁定真正的行为人。法律与社会的保护网络，存在大片空白。
所以，早在犯下杀人重罪之前，李春在就已经开始在夜色掩护之下实施过不法行为。他会趁着夜幕降临，徘徊在乡间小路、公交站点周边，尾随独行女性，进行窥探、骚扰乃至猥亵。
最开始，他只是远远地尾随观望，试探黑夜能够给他带来多大的庇护。
结果一次又一次作案之后，他屡屡脱身，没有被人抓住。于是每一次侥幸逃脱，都不断放大了他的胆量。
他渐渐摸透了华城的每一条乡间土路，熟悉稻田、水沟、灌木丛所有隐蔽的角落，也摸清乡村公交的收班时间，清楚什么时刻路上的行人会彻底消散。
在这些黑暗的试探之中，他体会到一种扭曲的掌控感。混杂着童年遗留的羞耻、愤怒，欲望与敌意不断交织发酵。
白天，他依旧是工厂里、街巷间安分守己的普通工人，和邻居点头寒暄，按时上下班；只有当夜幕彻底笼罩乡野，他才会卸下全部伪装，释放心底的阴暗。
双重生活，双重人格，就此在他身上稳固地建立起来。
周边的居民、工厂的工友，没有任何人将那些零星发生的骚扰事件，和这个沉默的本地青年联系在一起。
有人遭受侵害，却找不到嫌疑人；更多的伤害，甚至从来没有被摆到台面上。时代的局限，给了这个恶魔一步步升级犯罪的空间。
当时的外部环境也恰好给罪恶提供了土壤。
八十年代中期的华城，遍布稻田与荒地，监控设备完全是空白，夜间公共交通早早停运，女性一旦错过班车，就只能孤身行走在漆黑的土路上。
当内心长久的抑制彻底失效，李春在多年淤积的扭曲欲望终于冲破边界。
一九八六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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