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不打紧。”
“你还年轻，以后多经历些事情就知道了。”
张阁老摆摆手，继续问道：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现今府县漕运、赋税催征，官吏往往为完成朝廷定额，苛待小民。”
“若你为一方守令，朝廷赋税定额在前，百姓财力困乏在后，二者相冲突，当如何处置？”
这话一出。
张举人顿时为儿子捏了一把汗。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有些超纲了，几乎是在考一任地方官员的务实能力了，就算是他来回答，恐怕也得仔细斟酌一下。
大半年时间没见，他不知道儿子的经义水平练到什么层次了，更不知道儿子能不能答上来。
要是第一次见面，就在自家叔祖面前露了怯，那可真是丢人现眼了。
好在。
张文渊早已非吴下阿蒙。
这些问题，他和王砚明平时经常聊过，所以，几乎不假思索，便答道：
“回二叔祖。”
“社稷赋税，用以养兵、供百官、固家国，固不可废。”
“而百姓乃是社稷之本，民竭则国本动摇，二者本不该对立。”
“官吏弊病，在于只求足额上缴，不顾百姓生死，定额不可擅改，然可分缓急。”
“丰年劝其足额完纳，荒岁则据实上报，申请缓征、减免，不可以私刑逼迫穷民，不可一味只知仰奉上官，亦不可一味姑息而荒废国课。”
“侄孙觉得，为官之道，在上不欺朝廷，下不虐黎庶，若是一味只求上官满意，视百姓疾苦于不顾，便是舍本逐末，违背孟子民贵之本意。”
“好。”
“道理通透。”
张阁老难得夸了一句，随即又道：
“但是，你要知晓。”
“报灾请免，要承受上司责难，并非纸上这般轻易。”
“砚明常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若这点压力侄孙都不敢承受，又何谈做官？”
张文渊笑着说道。
“嗯。”
“算你还有些担当。”
“那你以为，《大学》中有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如今京师士子，结社论学，同声相应，稍有政见不合，便相互攻讦。”
“读书人皆口称圣贤，为何心中却多意气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