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处可见的动荡，还有我们孩子的未来以及毫无防备的我，促使我被伤感占据————我感觉自己老了20岁，就好像自己再也无法想起任何乐趣了。尽管我知道人民总体上很忠诚，但一想到我们面临的可能性，我就颤抖不已。
一维多利亚女王，1848年4月3日当米哈伊尔的《审判》以一种冷漠、阴郁和压抑的姿态笼罩在圣彼得堡文学界的时候，米哈伊尔寄往英国的那封信，在杜别尔特将军的刻意叮嘱和安排下，这封信竟然奇蹟般地躲过了欧洲大陆的骚乱，颇为顺利地来到了英国。
在1848年欧洲革命大潮的席卷下，即便是英国也未能置身事外，宪章运动这一持续十年发生在英国的一场工人阶级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也是趁着欧洲大革命的浪潮，再次在英国展开了行动。
关於宪章运动，像布朗特里·奥布莱恩和费格斯·奥康纳这一类激进派，他们认为罢工和暴力是必要的手段，而以家具木工威廉·洛维特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希望通过教育、自我改善和理性说服来给政府施压。
而在四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激进派逐渐获得了话语权。
於是在1848年3月6日，情况变得严峻起来，格拉斯哥和伦敦发生骚乱，最终军队进行了射击，一名示威者被杀，两人受重伤。《泰晤士报》报导称：「惊恐像野火一样掠过城市，加上最近巴黎的暴乱活动，对政治动荡的恐惧渐渐升起。」
但相较俄国的静默式疗法，英国选择了乾脆直白的毫不留情的镇压，《泰晤士报》甚至以高傲又冷漠的口吻进行了报导：「伦敦暴民既不英勇，也没有诗意，他们不爱国，不开明，也不清白，他们只是天生拥有一个好体格罢了。」
而就在4月10日，宪章运动者号召了足足二十万人在伦敦南部的肯宁顿公地上举行集会，从那里游行前往议会，以支持议会改革的请愿。
尽管他们人数众多且有着自己合理的诉求，但在一个国家当中，固然有很多人快要活不下去了，但同时，这个国家还有许多人活的下去，并且觉得活的还不错，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只想要稳定。
这种情况下，活不下去的人的声音对於这个国家来说也就没那麽重要了。
於是当这一游行开始之後，政府当局很快便做好了应对困境的准备，他们派专业的警察驻守在泰晤士河桥上，同时巧妙地将正规军队布置在视线之外，但又接近战略要地。英格兰银行被沙袋牢牢加固，并且架设了大炮。
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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